資料圖片:2011年2月23日,山西副省長劉維佳在運城市市長王安龐、市委常委、秘書長董一兵和永濟市市委書記馮方匯、市長陳杰等領導的陪同下,對永濟市小麥春澆工作、項目建設、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業(yè)化發(fā)展、信訪穩(wěn)定工作等情況進行實地調(diào)研。
編者按:“十二五”開局之年,農(nóng)業(yè)農(nóng)村工作難度不小,挑戰(zhàn)空前!度嗣袢請蟆氛巧轿魇「笔¢L劉維佳同志的“下鄉(xiāng)住村筆記”,通過他筆下一個個鮮活事例,我們更加真切感受到當前“農(nóng)村發(fā)展仍然滯后,農(nóng)民增收仍然緩慢”的現(xiàn)狀,更加深刻認識到“強農(nóng)惠農(nóng)政策不能變,力度不能減”的重要意義。
接地氣才能有底氣,面對千頭萬緒的農(nóng)村工作,只有沉下心來,深入一線,才能了解農(nóng)民群眾的所思所盼,掌握當前農(nóng)村工作的實情,把握 “三農(nóng)”工作的主動權。化解農(nóng)業(yè)農(nóng)村發(fā)展的難題,應多一些這樣腳踏實地的調(diào)研。
沁縣溫莊下鄉(xiāng)住村筆記
山西省副省長 劉維佳
這些年我經(jīng)常下鄉(xiāng),有時起早貪黑一天跑五六個縣,但往往是走馬觀花來去匆匆,了解實情不多,研究難題不透。最近省委對干部下鄉(xiāng)住村作出了具體安排,這才使我彌補了以往農(nóng)村調(diào)研的缺憾。
2011年4月26日,晴轉多云,西北風三四級轉五六級,一大早我就趕赴山西沁縣的溫莊。這一次可算得上“輕車簡從”,不但沒帶秘書,而且是搭乘省扶貧辦的公用車,只是帶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。為避免層層陪同,不干擾市縣鄉(xiāng)同志的工作,也就一概沒和他們打招呼。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,悄悄在村里住下,盡可能做到“村不擾民、縣不擾官”。
上午9點剛過,我們來到了冊村鎮(zhèn)溫莊村。這是長治市沁縣東南部的一個貧困小山村,村民的房子依地勢而建,全村70多戶200多口人,主要種植玉米和谷子,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,在冊村鎮(zhèn)屬收入偏下,但也不是最窮的村。
進村后我沒有先找住處,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書老霍提出,“現(xiàn)在正忙著春耕,吃住的事情不急,先給我安排點農(nóng)活干吧!贝逯匣60來歲,樸實厚道,不想讓我去,“那里看著近,可走起來很遠,要繞過溝底才能到對面山上!蔽覉猿忠,“沒關系,我不怕走路,今晚就住在你村了,時間肯定夠用。”
真的是繞了挺遠的路,我們才走到用牲畜種地的地頭。一位60多歲的老漢趕著一頭“西門達爾”品種的牛,兩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種玉米,兩畝多的地塊已種過半。這樣一幅老者“農(nóng)耕圖”,使人心我上去和老漢搭話,他和我打著手勢。點種的老大娘解釋說,“他的耳朵聾,20多歲就聽不見聲音了”。牛犁停了下來,老霍上前說明了我們的來意,三位老人挺高興。和我說話的老大娘今年68歲,和善而熱情,我們邊說話邊跟著牛犁種起了玉米。和我同去的省扶貧辦主任劉昆明在前點玉米種子,我提著一只筐在后施化肥,干了一會就滿頭冒汗。我把外衣脫下,扔在了地頭的草叢中,老大娘馬上拾起衣服抱在懷里。這個小小的細節(jié)讓我感動。
“西門達爾”牛吃力地拉著犁,但很聽使喚。老大娘告訴我,“這頭牛再過10來天就要下牛犢了,不能讓牛犁走得太快,怕累壞了它!
我不由地問,“為什么不用農(nóng)機種地呢?”另外一位老大娘接過話,“今年農(nóng)機種地的價格每畝又漲了10塊錢,柴油、種子、化肥的價格都漲了不少,玉米漲價還沒有農(nóng)資漲價高,用牛種地也是為了少花點錢!
看來鄉(xiāng)村的老年農(nóng)婦也面臨著通脹的現(xiàn)實壓力,這也是今年經(jīng)濟工作必須應對好的首要問題。
種地時節(jié),村里的午飯要到中午1點多才吃,上午可利用的時間比較長。我想知道農(nóng)戶的存糧有多少,就走進了村支書家的倉房。兩袋面粉是從集市上買的,我還發(fā)現(xiàn)十幾根嶄新的噴灌水管放在墻角,得知前年溫莊新上一個谷子噴灌項目。順藤摸瓜,我來到村北頭,噴灌面積有100余畝,地里的噴灌管整齊完好,但看不出用過的痕跡。我詢問,“天這么旱為啥不噴灌?”老霍環(huán)顧左右,“電表壞了”。后來,村里的大學生村官告訴我,這個“百畝噴灌”項目建成后一直未用,可能是機井和管線連接有問題。
站在機井蓋上,我看到東面七八公里處有一座水庫,蓄的水還不少。“那是‘千女水庫’,1958年上千名婦女修建的,早些年渠道就壞了,有水也用不上!”老霍望水興嘆的心情溢于言表 “百畝噴灌”和“千女水庫”如此尷尬的境地,暴露了我們工作中的一個盲點,項目建設必須解決好配套、使用和管理的問題,否則就是勞民傷財。
沁縣雖然是全省少有的富水縣,但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問題同時存在,這是個共性問題。落實中央一號文件,不僅要增加投入建設工程,而且還要健全和完善管理體制及機制。
從地里回來已中午1點多,支書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條。上午干農(nóng)活,山路也走得多,加上沒有菜,我吃了兩碗面還覺得不飽,又連吃兩個土雞蛋。沒有人陪餐,也沒有客套,午飯只用了10多分鐘。相比之下,在一些公務活動場合,吃飯成了浪費時間和金錢的負擔。其實這種負擔“兩頭都難受”,改變公務接待的辦法可以很簡單,就是一不要人陪,二要自己掏錢。做到這兩條,“吃喝頑癥”就能迎刃而解。
飯后,我來到副支書的家。副支書當過兵,厚道真誠又不失精明,普通話說得也不錯。他從屋里找出幾本材料,有支部生活會記錄簿、黨員辦好事登記簿,還有紅白理事會活動記錄簿。
我對這些原汁原味的“鄉(xiāng)土文本”很感興趣。翻到村支部最近一次民主生活會的記錄,2010年12月15日,內(nèi)容是對支書、副支書等3位村干部進行無記名投票評議,3位均得15張“工作成績肯定票”?梢姕厍f黨支部是得到黨員信任的。
我又往前多翻了幾頁,2010年1月9日,溫莊支部生活會的內(nèi)容是批評 與自我批評,記錄了一位叫郭晉宏的黨員發(fā)言,“我今年經(jīng)常在外打工,很少參加組織生活,更談不上起帶頭作用或幫助群眾,希望大家給我提出寶貴意見,給予幫助。”接下來還記錄了一位叫霍守英的黨員發(fā)言,“我作為一名女黨員,也很少參加生活和組織會,只認為搞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,對村里的事不聞不問,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!睙o需多說,兩位黨員直白的話,客觀反映了一些地隨后,又到了村會計家,因為老霍剛才說村里其他檔案資料由會計保管。
會計家里有5口人,3個女孩,大女兒是妻子改嫁帶過來的。兩間石頭砌成的窯洞是曾祖父在民國初年建的,他弟弟在外面打工,耕地留給了會計種。我問,“你為什么不出去打工?”會計無奈地說,“大女兒上小學二年級,二女兒上學前班,村里沒有學校,到外村上學得有大人來回接送,最小的女兒剛出生,離不開人!
他家種9畝地,玉米畝產(chǎn)500多斤,谷子畝產(chǎn)300來斤,還有5.3畝退耕還林地,加上當會計的工資,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000來塊錢。愁眉苦臉的會計才36歲,頭發(fā)花白駝著背,可見生活壓力確實不輕。
飯后,在會計家里,我見到了土地承包和戶籍檔案。全村1500畝耕地,地塊非常小而且特別分散。一位叫李蘇維的農(nóng)戶,家里28.89畝耕地,由13塊組成,最大的一塊5.62畝。會計說,“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塊,分地的時候畝數(shù)用步來丈量,好地240步一畝,壞地270步一畝”。
這些鮮活的情況提醒我,山區(qū)丘陵的農(nóng)村需要小型農(nóng)機具,土地規(guī)模經(jīng)營要從實際出發(fā),分類指導,不能一刀切。尤其是每畝地的實際面積并不一樣,更使我體會到農(nóng)村的數(shù)字概念有較大彈性,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約定俗成。
戶籍檔案因多年沒人查看,許多頁粘到了一起。我翻來翻去,看不出農(nóng)村人口的流動,幾十年沒有變化。但具體一打聽,有十余個農(nóng)戶已不在本村居住了,只是戶籍檔案未能及時準確反映。這種城鄉(xiāng)分割的戶籍瓶頸遲早要打破。
從會計家出來,我又順路隨機走訪3戶農(nóng)民。其中一戶老兩口兩個兒子,大兒子37歲了,前些年在煤礦打工肩部受傷,如今在家呆著,娶不上媳婦。小兒子最初在市里的飯店干活,老板說第一個月給160元,第二個月給600元,第三個月給1000元,最后還是沒給發(fā)。小兒子一氣之下去北京打工,但也賺不到什么錢,過年回村是空手進家門,F(xiàn)在老兩口想給小兒子找個媳婦也找不到。
方農(nóng)村黨員的現(xiàn)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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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沉重,但這又的確是當今農(nóng)村的現(xiàn)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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